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也是上帝对基督徒的教导。

余杰：若不讲真理，何必站讲台？（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王东成访谈

作者：余杰    文章来源：观察    点击数：421    更新时间：2011/1/26

我非常赞同你们的做法，用《圣经》的说法，这就是“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我们在罪孽中生活太久了，都 麻木了。当杨支柱站起来的时候，跪久了的人们都不敢相信，以致于支持的声音很微弱。作为同事，你们的公开信适逢其时、掷地有声。我记得王怡在《母腹中的微 笑》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孕晚期的引产甚至强制性堕胎，乃至杀婴，依然是笼罩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罪孽。罪孽深重到一个地步，使其难以成为一个公共辩论 的议题。如在强盗窝子不可能举行‘是否不能杀人’的辩论赛一样。‘上环、结扎、流产、引产’，被称为计生工作的‘四术’。但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二零零 七年一月答西方记者问，他却厚颜无耻地说，‘我想流产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并不把人工流产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在一个以国家的名义随意杀人 的国家里，生育权已经被从基本人权当中取消掉了。我想听你进一步谈一谈，从基督徒的信仰出发，如何看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公民的生育权问题？ 王东成：无论从一个公民、一名教师的身份出发，还是从一名基督徒的身份出发，我都坚决支持杨支柱的做法。我们不能让 他孤军奋战，所以我们几位老师一起起草和发表了这封信。校方至今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只是侧面询问了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支持杨支柱”。我认为他们不会改变 已经做出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是来自更高层的命令，他们只是被动接受而已。尽管如此，我看到有不少媒体对此事件作了报道，大部分人还是支持杨支柱的。一些 学者如茅于轼、滕彪、秋风、易富贤等人，甚至还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意识到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适应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如果说孙志刚用他的生命换来了收容遣送法规的废除，唐福珍用她的生命换来了人们对强制拆迁的关注，那么杨支柱则用他个人的牺牲（包括失去工作权）进一步推 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在一个政府限定公民只能有一个孩子并强制公民堕胎的国家，是没有公义和平安的，当然更不可能有尊严。当权者不能继续 用“尊严秀”来忽悠人民了，在面对杨支柱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尊严秀”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生育权是上帝赋予人的、不可被任何世俗权 力剥夺的权利。从根本上来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只有上帝才有权决定人的生死。《圣经》的“十诫”中说得很清楚，“不可杀人”，毫无疑问，堕胎就是杀 人，国家推行强迫堕胎就是集体屠杀，这是撒旦的作为。正如德兰修女所指出的那样：“惟有上帝能决定生死。……这就是为何堕胎构成严重的罪。这不只是残杀生 命，而且将自己放在上帝之前，让人来决定谁该活、谁该死。他们想自己来作那位全能的上帝，将上帝的权力操在自己手里。他们想说：‘我们可以不要上帝。我能 作决定。’这是人最像魔鬼的作法……” 余杰：：当政府的法律与圣经的教导发生冲突的时候，基督徒应当如何处理？在面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有的教会说，要 顺服掌权者；也有教会说，要生养众多。如果各自从《圣经》中抽取一段经文出来，似乎这么做有道理，那么做也有道理。中国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很少得到正确 的教导。 王东成：《圣经》是整全性的真理，不可断章取义。《圣经》的大原则是尊重生命，所以在涉及有关生命的问题的时候，要 像彼得所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基督徒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必须遵循《圣经》的教导，并坦然地承担违背世俗的法律带来的各种后果；其次是 采取《圣经》许可的各种方式，积极主动地去与不符合《圣经》的恶法作斗争。基督徒不是全然被动、不作为的人。所以，我认为，杨支柱的做法虽然违背了现行的 计划生育政策，却完全符合普世价值。他跟我开玩笑说，他和妻子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好几十年，没有想到孩子却成了“黑人”，是偷渡来中国的；我认真地对他说， 你们的孩子不是偷渡来的，是从天堂来的，是上帝给你们的最好的礼物。 余杰：：杨支柱坚持生下二胎，并拒绝缴纳高达二十万的“社会抚养费”，他在博客上说：“对于我来说，是花钱买张封条 把自己的嘴贴上，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但需要有足够的怯懦，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愚蠢。”他的做法让我想起了被爱默生称为“天生的清教徒”的美国作家、思想家梭罗 1 。梭罗说，他是“一个人的多数派”，当美国与墨西哥发生战争的时候，为了抗议这场不公义的战争，他拒绝缴纳马萨诸塞州的人头税，因此被捕入狱。梭罗在《论 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一文中指出，只有当一个政府“努力对一切人保持公正，并像对待邻居一样对待个人”的时候，公民才应当服从之；反之，“当政府沦为暴政， 或它效力极低、无法忍受，公民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因此，梭罗的违法之举，兼有罗尔斯所定义的“公民不服从”与“良心的拒绝”的特征。那 么，你认为杨支柱的做法算不算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和公民不服从？ 王东成：杨支柱的做法就是非暴力、不服从、不合作，他为争取生育权的公民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我对当局的做法感到遗 憾：即便杨支柱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就要剥夺他的工作权吗？他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当教师呢？即便杨支柱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难道他就不得不缴纳二十万的 高额罚款吗？这已经成了有关部门的一种可耻的敛财的手段。这些钱究竟用在了哪里，有谁知道呢？所以，对这样的恶法，公民有权不服从；对错误的公共政策，只 能以一个接一个的公民的不服从来改变。 余杰：：遗憾的是，在此一事件中，我很少看到来自基督徒和教会的声音。为什么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长期不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这个与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问题，并对此保持沉默呢？未来，基督徒和教会是否可能成为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力和先锋呢？ 王东成：我们教会计划最近邀请杨支柱来做一次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与公民权、生命权的讲座。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但他在 捍卫公民权、生命权方面已经走到了基督徒前面，他也是在打一场美好的仗。你说的很对，今天中国的大部分教会不仅对此问题保持沉默，也对其他的有关公义和基 本人权的问题保持沉默。这跟中国教会的历史处境和现实处境有关。中国教会长期受当局打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所以，很多基督徒和教会便缩到自己的圈子里， 但求自保，只要可以在四面墙壁的空间中聚会就满足了，不去关注社会公义的问题，甚至还排斥、孤立那些参与推动社会公义事业的弟兄姊妹，攻击他们是“社会福 音派”。这样做是不讨神的喜悦的。 中国教会一定要走向公共领域，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管理”和“治理”全地的使命。从地下 变为地上，从边缘走向主流，教会和基督徒势必要对若干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言并发挥影响力。反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用我们的言行来传福音。我希望 有更多的基督徒和教会为此发声，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形成压力，改变公共政策。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爱神者必爱人，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我们这些罪人都不可能摆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诱惑，而去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